台灣公仔

作者:蕭富元 2007.01.17
年僅二十三歲、已經三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加拿大青年基爾博格（Craig Kielburger），在十二歲那年，得知一個童工遭到殘酷殺害，驚嚇之餘，立即採取行動，帶著另外十一個同齡小孩，成立「拯救孩子」（Free the Children）志工組織，幫助處於貧窮、無助、被剝削的兒童捍衛權益。十年下來，他領導的青少年志工，改變了全球一百多萬兒童的命運，成為全球最大的「兒童幫助兒童」公益組織。在深入全球五十餘國、訪談無數政教及企業領袖，以及流落街頭的孤老棄兒之後，基爾博格體悟，要在這個物質氾濫的世界尋找真義與快樂，唯有力行「從我到我們」（Me to We）的生活哲學。

十二歲的印度女孩蘇米特拉出世之後，就和家人在城市街頭流浪。在印度這個世界新興經濟大國的都會裡，每天有上千萬個像蘇米特拉一樣的小孩，在街頭生活、工作、玩耍、睡與夢。有人說，到印度旅行必須學會無情，心腸軟只會讓自己惹麻煩；曾瀕臨餓死邊緣的蘇米特拉卻真情許願，「如果我是雨，我要到沒有水的地方。我要跟那裡的人說：『我來了。』 」

韓國知名女星金惠子被蘇米特拉無私童心打動，十餘年間，連番前往非洲等十幾個悲情世界做志工，並以一本《雨啊，請你到非洲》感動上百萬韓國人。近年來，韓國從事志願服務的人數，已突破總人口的二五％，直逼歐美先進國家水準。

「我們的世代」登場
在這個急遽變動的不確定年代，除了賺錢生存著，人還需要快樂感動地存在著。當以滿足己慾己利為最高價值的美式資本主義，挾著全球化令箭睥睨四方時，另一股溫柔的反制乘浪而起，從大企業家、好萊塢明星，乃至成千上億的個人，齊力掀起新一波的全球化公益浪潮。看準這股新趨勢，美國《新聞週刊》在去年底宣告：「我的世代」退位，「我們的世代」登場。

二○○一年，聯合國吹起當志工去的號角，宣示志工與公民服務的時代已然來臨。一心一意想要致富翻身的亞洲新興國家，公益思維也方興未艾。短短幾年內，印度出現兩百多萬個非政府公益組織（NGO）；在政府嚴密監控下，中國大陸新成立了兩千多個環保與人權志工團體，需求之大，儼然全球志工組織的兵家必爭之地；在印尼，七三％的頂尖大學生，畢業後選擇為NGO效命。

向來熱情的台灣，也不自外於這波公益熱浪。台灣NGO組織在過去十幾年間遽增五倍；內政部統計，台灣從事志願服務的人數，五年內成長了三九％；去年全台從事志願服務的人數，已佔總人口的一七．五％。據《天下雜誌》一月初進行的國情調查顯示，四○％的民眾在今年有做志工的打算。

從做慈善擴大到公民參與
大力推動公民社會的青輔會主委鄭麗君分析，經過長期累積，台灣民眾做公益的模式，已漸從做慈善擴大為公民參與，使得志工人數在短期內迅速成長。「慈善（我給你一些東西）和公共利益（我感謝你給我服務的機會）是不同的公益層面，」專研公共服務的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任江明修釐清。

長期以來，宗教信仰一直是台灣民眾投身志工最主要的推力。提供弱勢團體法律服務的永信法律事務所創辦人林永頌，就是典型的例子。父親是教會長老、哥哥是牧師，自己也是教會長老的林永頌，十五年前和同為律師的太太施淑貞攜手創業，許下一個志願，律師事務所三分之一的業務必須來自幫助弱勢。三年前，林永頌發起成立法律扶助基金會，號召更多律師加入，為弱勢族群打官司。至今，全台一萬五千名律師中，已有一半加入法律扶助。 在林永頌心中，為公共利益服務「不是高不高尚的問題，而是價值的選擇，讓上帝喜悅是最高的價值。」

滿足性靈需求的重要途徑
美國趨勢大師平克（Daniel Pink）在暢銷書《未來在等待的人才》裡指出，中產階級活在史上最富足的年代，到了某個階段，必然要反思人生價值，做志工成為滿足性靈需求的重要途徑。

方方的國字臉，鄉土味十足，四十二歲的林顯發擁有一家賺錢的會計師事務所。就這樣做一輩子會計師，他得不到滿足，總是在尋求自己真正的價值。一年多前，從未當過志工的他，在廣播上聽到國科會要招募科學志工到尖石鄉的司馬庫斯，覺得「這是一個滿黑暗的名字」，決定來個人生大轉彎。面試時，慣做休閒打扮的林顯發刻意穿西裝打領帶，看到其他「年齡是我的一半、學歷是我的兩倍」的應徵者，這位商場老手顯得異常緊張，連主試官郭嘉真都懷疑這位「歐吉桑」到底做不做得來。

「考」上志工後，不管刮風下雨、山道多難，林顯發每個月總要開車上山一趟，協助部落建置電腦教室，後來愈做愈多，還用上專業，替山上經營民宿的部落處理帳務、教育稅法。「人要活得有價值，不是有價格，」客戶抱怨他經常上山找不到人，總是在幫人看資產負債表的林顯發，從不想計算當志工的那本帳是正是負。

做了志工，林顯發重新分配他的人生資源。看到部落為了讓小孩天天回家，堅持在山上設小學分校，林顯發不再把小孩丟給補習班或安親班，每天一定花兩個小時陪三個小孩。假日，他會帶小孩上山，讓他們遠離電視、電腦。「當志工後，我終於知道怎麼教自己的小孩，」林顯發笑說。

台灣女性愛做公益
另一股強大的公益推力來自女性。據內政部統計，從事志工的女性，比男性高出將近一．五倍。在朋友眼中是個可以窩一個月不出門的宅女，三十八歲的黃郁婷十年前出於熱情，在網路上號召同好，利用下班時間掃描辨識一百冊《大藏經》，電子化後放在網路當公益，直到今天，她還在幫助中研院做缺字、造字的志工。

在一次去吳哥窟的旅行中，學資訊管理的她親眼目睹當地華人對於學習華語的無奈與渴望，回國後便辭去工作，到台大、師大，甚至是北京進修華語教學，打算有一天去柬埔寨當華語志工。這番訓練最終並沒用在她原本想去的地方，反而是在台灣派上用場。一年多前，當時當安親班老師的她發現，某些家長對於學校老師在家庭聯絡本上的要求，甚至是奚落，完全沒有回應。她主動連絡這十幾個家長，才發現她們都是不懂華語的外籍新娘。

滿腔義氣的黃郁婷成為一個隨時在等電話的志工，只要外籍新娘能夠出門，一通電話，她就會放下手邊工作教她們華語。她不但自編教材，當學校老師要求外籍媽媽到校溝通時，她還會陪同前往，「不能讓他們因為語言不通而被歧視，」想到這些學生的處境，把志工當唯一休閒的黃郁婷激動不已。

相較於歐美青年大量從事志工（平均是成人的三倍），台灣青年仍是公益運動有待開發的藍海，卻也慢慢形成風氣。台灣十七歲以下從事志工的人數，在五年內成長超過一倍；去年參加青輔會志工計劃的青年人數達五萬人次以上，在一一八個參加全球青年服務日（GYSD）的國家中，台灣名列第四，居亞洲之冠。

在公共服務的模式上，青年志工展現了創意。 負責推廣服務學習的青輔會第四處處長王育群就觀察，台灣青年志工極力走出扶弱濟貧的傳統慈善模式，轉而從事許多有附加價值的公共服務。例如，台東大學飛行傘社志工與在地政府共同規劃發展觀光產業；中原大學資訊系學生為原民部落架網站直銷水蜜桃。她更注意到，許多在社區當志工的國中生，從一開始不講話，到後來對社區該怎麼發展侃侃而談，「做志工不只能培養自信，還能夠幫助團隊合作，改變態度，」大學時代即參加服務性社團的王育群指出。

公益旅行變時尚風潮
公共服務能夠在年輕世代廣布流傳，還得歸功於時尚的公益旅行。三年前提出公益旅行概念後，江明修就在政大培訓志工，每期一百五十個名額，兩天之內即爆滿。擁有法國社會哲學碩士學位的鄭麗君也同意，台灣可以仿效歐洲的「空檔年」（gap year，高三升大學的那一年，到海外當志工、旅行），把公益旅行變成青春的一部份。

帶領志工出國做公益的台灣國際志工協會副理事長張瓊齡分析，公益旅行之所以能夠在這兩年快速茁壯，關鍵在於門檻降低。到海外做志工，機票加食宿大約三到五萬元，時間短（七天到三個月不等），不需要長期承諾，加上大量部落格的推波助瀾，風潮之熱，還有旅行社仿效國外，推出公益旅行的套裝行程。

曾到印度、泰北當志工的張瓊齡也點出公益旅行更深層的意義。當人旅遊膩了，自然會反問：「只是不斷旅行有什麼意義？」會去思考做不一樣的事情，結合公益的旅行，通常會改變一個人的價值觀。

父母都是資深新聞人，二十二歲的翁乃文乍聽公益旅行，覺得很酷，實地走過一遭，對於自己未來要如何投入公共服務變得更嚴肅。大二暑假，翁乃文聽到有人去南美做環保志工，拯救樹蛙，油然心嚮往之。她在網路上找到紐西蘭某個志願者服務組織，花了機票錢和六百多美元，前往尼泊爾農村的公立小學教英文。這一個月，讓翁乃文刻骨銘心。她指著照片上的破敗磚房說，「這是我們家。」她寄住在尼泊爾農家，女主人和她同年，已經有小孩，每天早上五點即起床，辛苦操持一家生計。翁乃文每天寫日記，記錄自己的想法，看到這裡的匱乏，才醒悟原來自己擁有很多，怎麼過去都覺得理所當然？

最大受益者總是自己
「原來要活得快樂，真的很簡單，」有一雙細長的丹鳳眼，說話有條不紊的翁乃文訕笑自己這種心得「很芭樂」；只是，在尼泊爾那一個月，她的快樂很真切，覺得有一堆煩惱的昨日之我很傻。

誠如學哲學的張瓊齡體會，當志工或許是許多人「合理逃家」的藉口，許多志工是帶著一肚子的人生困惑出門；在異鄉、在助人的情境中，或許會幫助自己看清問題，找到存在的價值。雖然是做公益，過程中最大的受益者總是自己，是一種「正正得正」的向上能量。

大學念環境工程的郭嘉真，原本只是一個單純的學術研究員，在接下國科會志工計劃主持人職務後，她彷彿聽到心中的鼓聲，激起強烈使命感，帶領志工發想許多創意的公益計劃，「I can make a difference（我可以改變）。」在多次的公共服務中，她發現自己的不足，決定繼續攻讀博士，創造更大的貢獻。

從實地參與到幕後訓練志工，三十八歲的張瓊齡發現，即使不是出於宗教情操，「志工做得深，也是一種修行。」而「吾從公」也成為她的最高價值，她以個人經驗說明，當必須在私利和公益中二選一時，選公益總會過關，選私利都會被蒙蔽、受傷，這已經成為她做選擇時的法則。

台灣內在的民主革命
身為學運世代，走過台灣許多民主歷程的鄭麗君樂觀地說，這一代的年輕人如果都是做志工長大，將來從政也才會懂得何謂公共利益，而非黨派利益，「這是台灣內在的民主革命，」鄭麗君肯定。

不論是做慈善、社區服務或公共參與，台灣「公」仔浮現出一個群像輪廓：他們喜歡笑，有點浪漫，熱情（說到他的志工經驗，幾乎停不下來），總是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，比較容易感動、快樂和滿足，而且有「志工癮」。在「公」字這條路上，他們正朝向物質世界的聖杯前進──內在真正的快樂。